2026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场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令无数人牵挂多年的案件细节——牟某虐待案的参审经过。这个“牟某”，就是几年前轰动全网、被称为“北大包丽案”的当事人。当年那个因一段以“爱”为名的畸形关系走向生命尽头的女孩陈某某（网名“包丽”），再一次被提起。这一次，法院披露的重点是：人民陪审员如何认定“同居恋人是否属于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以及为什么长达数年的精神控制、侮辱谩骂，最终被定性为刑法上的“虐待”。

这个话题看起来是个案的悲歌，背后却牵动所有同居伴侣、恋爱中的人和为家暴受害者奔走的普通人的神经：没有领证、没有血缘，只是住在一起，一方长期折磨另一方，法律到底管不管？本文以该案为切入点，梳理虐待罪“家庭成员”认定的司法演进，讲清同居暴力入罪的边界。

一、案件回放：一段以“爱”为名的控制，如何走向死亡

包丽案发生于北京大学校园。2018年前后，陈某某与比她高一年级的牟某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交往中，牟某以所谓“贞洁”“纯洁”等观念，对陈某某反复进行贬损、辱骂、人格攻击，形成长期的精神控制与言语暴力。2019年10月9日，陈某某服药自杀，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案发后，牟某因涉嫌虐待罪被提起公诉。该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认定牟某与陈某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形成了同居生活关系，符合虐待罪“家庭成员”范畴；牟某的长期辱骂、侮辱、精神摧残构成虐待行为，且与陈某某自杀身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牟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最刺痛公众的，不是刑期的长短，而是施害者“没有动手”。它把“精神虐待是不是犯罪”这个长期模糊的问题，第一次真正推到了大众面前。

二、争议焦点之一：同居恋人，算不算刑法上的“家庭成员”

虐待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条文把犯罪主体与对象限定为“家庭成员”。问题是，牟某与包丽没有领证，法律上的“家庭成员”是否包括同居恋人？

这正是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也是人民陪审员重点讨论的焦点。在人民陪审员的评议中，一个朴素但有力的判断被反复强调：随着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婚前同居已日益普遍；两人客观上长期共同居住、有稳定共同生活事实，便应当纳入虐待罪“家庭成员”的保护范围。这一判断并非个案临时起意，而是有明确的规范与判例支撑。

从规范层面看，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家庭成员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一并纳入反家庭暴力犯罪的保护视野。该意见第17条还列举了虐待“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虐待持续时间较长、次数较多，手段残忍，造成轻微伤或较严重疾病，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等。

从判例层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第226号“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裁判要点明确写道：“与父（母）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司法早就通过个案确立了“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这一判断标准——家庭成员并不必然以领证、血缘为限，实质的共同生活关系同样受虐待罪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明晰虐待罪中“家庭成员”判断标准》一文中进一步归纳：判断标准应当是“具有长期共同生活意思表示，且有共同生活事实基础的关系体”，可以涵摄因婚姻、血缘、监护、扶养、寄养、同居以及其他扶助性共同生活的关系体。

所以，答案已经清晰：同居恋人只要具备长期、稳定、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可能被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进而纳入刑法的保护与约束范围。人民陪审员在包丽案中的认定，正是这一司法立场的又一次确认。

三、争议焦点之二：没动手的“精神虐待”，能不能定罪

虐待罪侵害的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的身体与精神安宁。实践中，很多人以为“虐待”必须有殴打等身体伤害。实际上，长期的辱骂、侮辱、贬损、冷暴力，同样是刑法打击的对象。包丽案的特殊性正在于，施害行为几乎都是言语与精神层面的。

最高法通报显示，人民陪审员评议时认为，牟某长时间的谩骂、侮辱甚至恶语相向，对陈某某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摧残折磨，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构成虐待行为。也就是说，精神虐待的认定，关键在于“持续”“恶劣”与“造成严重后果”三点，而非必须有可见的皮外伤。这与《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导向一致——家庭暴力的形式本就包含精神侵害，情节恶劣者即构成虐待罪。

需要提示的是，“告诉才处理”是虐待罪的重要程序规则。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即情节恶劣但未致重伤、死亡的虐待行为，原则上由被害人自行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或向公安机关控告。包丽案之所以能够由司法机关主动追诉，是因为案件属于“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第二款情形，不再受“告诉才处理”限制，而是转为公诉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四、量刑考量：致被害人死亡，适用哪一档

虐待罪有两档法定刑：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法院认定牟某的虐待行为与陈某某自杀身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适用了第二档的“致使被害人死亡”，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幅度内，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司法上要求虐待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包丽案中，人民陪审员重点核查了二人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及经济往来，确认了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进而判断长期精神摧残与自杀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一认定逻辑提醒我们：并不是任何恋爱分手后的情绪波动导致自杀，都能归罪于另一方；只有持续、恶劣的虐待与悲剧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才可能构成犯罪。

五、对普通人、施害者与律师的三点启示

其一，对处在亲密关系中的普通人

同居暴力不是“家务事”，更不是“私事”。无论是否领证，长期的精神控制、辱骂、人格贬损，都可能触犯刑法。遇到这种情况，保存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共同生活及支出凭证等证据，及时报警或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是保护自己的重要一步。

其二，对可能的施害者

以“爱”为名的控制不是爱，而是侵害。PUA式的贬损、驯化，在酿成严重后果时，可能从“道德问题”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伤害他人感情的边界，也是刑法的边界。

其三，对律师

此类案件有独特的办案要点：一是“家庭成员”的认定需围绕共同生活事实取证，包括居住时间、频次、经济往来、对外关系等；二是精神虐待的举证要完整还原持续性与严重性，包括时间线、对话、精神状态的病历与证言；三是注意“告诉才处理”与“致重伤死亡转为公诉”的程序分界；四是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还要在说理上兼顾专业性与民众的朴素正义感——最高法披露人民陪审员参审，正是为了让裁判获得社会的认同。

结语

从包丽案到指导性案例226号，从两高两部意见到人民陪审员的朴素判断，“同居恋人也是家庭成员、精神虐待也是犯罪”正逐渐从争议走向共识。它标志着一个方向：法律对亲密关系中弱势一方的保护，正在超越“名分”而回归“实质”——只要你长期与之共同生活，你就不该在暴力与羞辱中独自承受；而任何以控制为名的爱，终究要付出法律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