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至2014年，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分别为53件、52件和60件，均为二审民事案件，其中因侵权引起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分别为48件、46件和59件，其余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4月29日，该院办案法官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案件审理情况看，产生医疗纠纷的主因在医院诊疗行为不当，但也有患者缺乏认识的问题。 

  案件审理周期长 

  法官介绍，因侵权引起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均为患方起诉，认为医疗机构的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错，要求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这类案件专业性强，证据复杂。”法官说。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医疗专业内部分工日益细化，医疗服务内容更趋丰富，使得医疗纠纷案件涉及的医学类型日益复杂、专业性更强。医疗纠纷案件涉及医疗行为的各个环节，包括手术、药剂、护理行为、输血、医疗机构内感染等。不同专业领域、不同类型的案件，证据资料庞杂，案件审理难度大。 

  法官说，“案件审理对鉴定结论依赖性强、周期较长。”医学是一门极其专业的学科，法官大多不具有专门、系统的医学知识，而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要求法官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出法律判断。因此在审理侵权类医疗纠纷案件时，法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有的案件甚至经过数次鉴定，客观上导致案件审理周期较长。近三年，该院审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经过鉴定的分别为33件、29件和46件，占这类案件总数的68.8%、63%和78%。 

  袁某系持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回国探亲期间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体检时发现盆腔肿物，遂住院治疗。后经多次治疗，效果欠佳。2011年，袁某以医院过错导致其肠破裂为由起诉，法院认为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失，判令赔偿130万元。2014年1月，袁某就后续费用再次起诉，一审判决赔偿14万余元。患者不服，提起上诉。“患者每次发生新的医疗费用都需重新起诉，每次都需从美国飞到中国，诉讼成本太高;医院也会牵扯很大精力。”法官认为，只有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才能案结事了。经过多轮调解，医院一次性赔偿袁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460万元。 

  实践中，医患双方矛盾尖锐，调撤率低。医疗类案件往往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有的甚至出现伤残或死亡后果，患者及家属往往情绪激动。诉至法院的医疗案件，双方往往已经历了多轮冲突、多次协调未果，医患双方相互不理解、不信任的对立态度使得案件难以调和。

  纠纷主因在医院 

  2011年1月，杨某在某三甲医院住院顺产一名男婴，后因男婴状况欠佳处于昏迷状态，家属被迫同意放弃治疗。根据鉴定，医院对产妇麻醉后未及时进行剖宫产手术，引产中医院又延长产程，婴儿出现不良反应后医院未能及时处理，从而失去最佳抢救时机。一审法院认定医院对患儿死亡承担60%的侵权责任，判决赔偿婴儿父母死亡赔偿金等54万余元。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法官认为主要是医疗机构管理水平及医疗服务质量存在瑕疵。 

  法官还指出，部分医疗机构未严格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规定书写病历，存在漏记、补记、未按规定修改病历、拒绝向患者提供病历资料等问题;部分医务人员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存在告知内容过于简单、格式化，无法有针对性地就个案病例告知具体的医疗风险;部分医疗机构在手术过程中变更手术方案未再告知;部分医疗机构告知文书中存在单方手写添加内容等问题。 

  针对医院存在的问题，该院去年向辖区卫计委部门发出4份司法建议。 

  “医患双方沟通不足容易激化矛盾。”法官说。实践中确实存在某些医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情况，容易产生或激化矛盾。从北京的医疗环境来看，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患方扎堆到三甲医疗机构就诊，一方面患方对医疗机构抱有极高期望，另一方面三甲医疗机构就诊患者数量庞大，客观上医疗机构难以保证与每一例病患都有充分有效的沟通。 

  患者维权须理性 

  法官介绍，部分患者对于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局限性缺乏正确认识，导致产生矛盾。医疗行为具有高风险性与相对不确定性等特点，医学尚存在许多未知领域，有些药物和医疗技术即使正常使用，并在严密医学观察下，也可能出现不可抗拒的医疗意外。部分患方缺乏对医学的正确理解，不了解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导致医患双方对医疗手段及其后果认识不一。 

  2010年11月，陆某因咳嗽在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后转院抢救无效死亡。2014年8月，家属将三甲医院起诉至法院，认为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经法院再三释明，家属表示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以举证不能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家属上诉后，仍然拒绝鉴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患方应增强法律意识，依法理性解决纠纷。”法官提醒说，少数患者试图通过过激行为甚至极端方式获得更多赔偿，这无助于纠纷的解决，还会激化对立情绪，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刑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