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北京将实施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最全面控烟立法”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根据此条例，今后北京市所有“带顶的、带盖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100%禁烟；同时，幼儿园、中小学校、文保单位、体育场、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等室外公共场所也被列入全面禁烟范围。违反禁令的烟民，最高将罚款200元。这个责任还被进一步扩展到第三人，违规设立吸烟区的单位和机构最高将被罚款3万元。

抽烟对身体不好，这是常识，但是对个体而言，抽烟并非毫无收益，尼古丁带来的快感就是一种收益。那么，政府需要强制人们戒烟吗？显然，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吸烟是合法的，而且政府也不会那么做，毕竟烟草是税收的一大来源。由此可见，吸烟本身并不是被禁止的理由。

严格禁烟更合理的理由是防止二手烟侵害他人。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市户籍15岁以上烟民约188万，全市区域内烟民近400万。“北京市2000万居民都有暴露于‘二手烟’中的风险”。二手烟的本质是一种负的外部性。所谓负外部性，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使之有损失，但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快活了，另一个人却会因为这个人的快活而受到侵害。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被禁止。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存在的功能之一，就是约束、协调外部性，所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条例》好就好在能够规范烟民依法避免在公共场所吸烟，向他人传递“二手烟”，用法律取代了无数公民在无数场景下就吸烟问题进行的个体性协商，避免了产生矛盾，维护了社会关系。所以，防止二手烟侵害他人，控制吸烟的外部性是这部法律的最合理、最基本的依据。

顺着这个思路，反过来想，如果是在吸烟行为没有外部性的时候呢？

吸烟行为没有外部性的场景普遍存在。在酒店包房中，三五个人，聚在一起，饮酒抽烟聊天；在酒吧中，烟草烈酒劲歌，很多人在跳舞、抽烟、饮酒，他们甚至喜欢烟草的味道；在酒店的会议室中，几个人聚在一起彻夜商议，需要烟草与咖啡来提神。这些人都抽烟，也没人在乎二手烟，也就是说每个人对于二手烟的外部性是接受的。

这些场景都稀松平常，从情理上去讲，很难有人去指责他们。可是，一夜之间，所有的行为都变为非法，作为个人，可能被罚款200元，而为他们提供场所的企业，很可能被罚款3万元，即使没有任何人受到二手烟的侵扰。可见，在这些场景之下，严厉禁烟条例的法律基础出现了问题。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康林表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一部严格的法律，但严格实施还需要政府倡导、监管部门严格执法、烟民自律、公共场所管理者履行义务，形成一个共同管理的公共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监管部门的义务自不用多说，烟民仅仅需要自律，而公共场所管理者则被赋予了义务。一个小店主，开个小饭店，开个小酒吧，突然之间，被赋予义务管理他人的行为，会因为他人的行为被罚款。他们被赋予义务的理由是，他们管理的是公共场所，在这里，公共场所成为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叫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是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的总称。可以借《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的定义，公共场所是指：宾馆、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公共浴室、理发店；影剧院、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仔细分析一下，影剧院、图书馆、商场、医院，任何时候都是人来人往，自始至终具有公共性，而另一些所谓的公共场所，在有些时候，其实并不具备公共性，反而是非常私密的。比如饭店的包房，就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禁烟条例扩大了公共场所的内涵。扩大特定场景下公共场所内涵的行为，实际上影响到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可操作性。早在2011年5月，中国就开始在室内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效果如何，大家已经知道。

所以，对于公共场所禁烟，应该尊重公民的权利，恪守法律的经济本质，顺着约束二手烟的外部性的思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比如对于餐馆、酒吧，一定面积以上的餐馆，只要设立吸烟区并建立排放系统，并不会产生二手烟的外部性问题。这样的立法，看似更宽松，但却会因为更严谨而更具可执行性。当然，在中国，严格的法律与松散的执行已经司空见惯，不过，在执法的松紧之间，寻租与腐败的空间就产生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