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11月1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句话登上热搜：“我国严禁任何形式代孕，组织代孕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面临法律严惩，违背伦理道德。所谓的‘代孕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者还可能面临法律追责。”发布会还提到，近期有媒体报道非法中介在无医疗条件的场所开展“地下代孕”，由无资质的非专业人员实施，操作极不规范，风险极高。
这不是一句新口号。早在2001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就写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禁令写了25年，地下代孕并未消失，反而在今年接连被查处：10月29日，长沙查获两处非法辅助生殖地下窝点，抓获21人；8月，河北一处地下代孕工厂被查，6人被捕；5月，杭州临平一处藏在别墅区里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被查封。本文讲清三件事：代孕协议为什么一签就无效，组织代孕的人要承担哪些责任，委托方、代孕母亲和孩子各自会面临什么下场。
一、11月13日的一句话，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说的
先看发布会的完整表态：发言人杨金瑞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报告认为，代孕既严重损害女性权益，又对儿童造成伤害，建议逐步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行为。卫健委同时提示，发现代孕违法线索，可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这番话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不是泛泛重申原则，而是对着近期连续曝光的地下代孕窝点说的。
长沙的查处最能说明地下代孕的规模。2026年10月29日，长沙市和岳麓区两级卫健、公安部门联合执法，查获两处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地下窝点，抓获21人，现场查扣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涉案人员包括窝点组织者、执业人员和辅助人员，案件还在侦办。这已经是长沙两个月内第二次查处同类窝点：9月9日，岳麓区卫生健康局通报查封天顶街道一处非法辅助生殖手术室，控制6人。查处中还暴露出执法环节的问题：一名卫生监督协管员泄露执法工作照片，核查属实后被开除党籍、政务撤职。
另外两起案件同样值得注意：2026年8月，河北一处地下代孕工厂被举报后查处，6人被捕；2026年5月，杭州临平区一处藏在别墅区里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被查封，无正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同月媒体报道，一名44岁杭州女子花10万元求子，两次违规移植均失败，身体还新增病症。窝点藏进别墅、打着“助孕”旗号、专挑求子心切的家庭下手——这就是今天地下代孕的典型形态。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表态的信号很清楚：第一，口径统一，“任何形式”四个字把有偿、无偿、境内、境外中介一并封住；第二，执法正在收紧，从个案查处走向多部门联合打击；第三，提醒的重点不只是组织者，也包括有代孕想法的家庭——协议不受保护，参与就有追责风险。
二、协议为什么一签就无效：三条法条钉死了效力
代孕协议无效，依据的第一条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代孕把女性的子宫当作可以出租、买卖的工具，把出生后的孩子当作可以交付的“标的物”，既背离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也有损人格尊严。最高人民法院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十七条进一步明确，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尊严等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认定合同无效。代孕协议无效，是法律的明确结论，不是法官的自由裁量。
第二条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代孕必然涉及胚胎移植、妊娠、分娩等医学活动，无资质场所、无资质人员实施这些操作，本身就违反了这一条。同编第一千零七条还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代孕交易中买卖配子、胚胎的行为同样落在这个无效的射程里。
第三条是部门规章的直接禁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部2001年施行的规章，是我国对代孕最明确的成文禁令，卫健委11月13日的表态正是重申了这一条。
协议无效的实际后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严重。第一，约定的“服务”不能强制履行：委托方不能拿着协议要求代孕母亲必须怀孕、必须交出孩子，代孕母亲也不能拿着协议要求委托方必须支付约定的全部报酬。第二，约定的“放弃抚养”“放弃亲权”条款同样无效，孩子出生后谁是法律上的父母、由谁抚养，不能由一纸协议说了算。第三，钱和物的返还也未必能如愿：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委托方已经付出去的钱，法院会结合双方过错处理，而不是全额退回。域外也有同样结论：韩国大法院2025年4月24日判决，代孕合同因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代孕母亲放弃亲权的约定同样无效，出生的母亲仍为孩子法律上的母亲。
三、组织者的三重责任：行政、刑事、民事一个都跑不掉
组织代孕的第一重责任是行政责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非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地下窝点大多属于后一种情形：无执业许可、无执业医师资格，在居民楼、别墅里搭起手术台就敢给人取卵、移植，查实后查封、没收、罚款是基本操作。
第二重责任是刑事责任。这里要先讲清一个容易误解的点：我国刑法没有一个罪名就叫“代孕罪”，组织代孕的刑责要落到具体的罪名上。最常见的是非法行医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地下代孕的操作者大多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在不具备医疗条件的场所实施取卵、胚胎移植等侵入性操作，符合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屡次作案、造成人身损害的，刑期会逐档上升。
除非法行医罪之外，组织者还可能触及其他罪名。中介虚构成功率、收了钱不办事、卷款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罪；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买卖婴儿行为的，可能构成拐卖儿童罪；买卖配子、胚胎，伪造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材料的，还可能涉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等罪名。司法实践中，组织代孕的案件常常数罪并罚，刑期不是按“代孕”一个行为算，而是按整个链条上的全部犯罪行为累加。这正是卫健委所说“组织代孕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面临法律严惩”的真实含义。
第三重责任是民事责任。代孕母亲在取卵、妊娠、分娩中身体受损的，可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向组织者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委托方因中介违约遭受财产损失的，可主张返还已付款项并赔偿损失。但维权并不容易：交易本身违法，证据往往只有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组织者一旦跑路，维权就无从谈起。
四、参与各方的下场：委托方、代孕母亲、孩子，谁都不好过
先说委托方。很多委托方以为，只要花了钱、签了协议，孩子就是自己的，法律会保护“花钱买来的亲子关系”。现实恰恰相反：协议无效，交付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落户等约定都无法强制执行；已付的中介费、医疗费能追回多少，要看双方过错和实际履行情况，组织者一旦被查处、资金被冻结，追回的希望更加渺茫。更棘手的是孩子的身份：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亲子关系认定，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实践中，法院处理代孕所生子女抚养纠纷时，一般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确定抚养归属，但“谁是法律上的父母”至今没有统一的裁判规则，个案差异很大。“出国代孕”同样绕不开这些问题，跨境代孕回国后一样面临亲子关系认定与落户障碍，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
再说代孕母亲。她是整条链条上风险最集中、保护最薄弱的一方。取卵手术、多次移植、妊娠、分娩，每一步都有明确的医疗风险，而地下窝点的医疗条件和应急能力几乎为零，一旦大出血、感染、卵巢过度刺激，抢救都来不及。经济上，她约定的报酬不受法律保护，组织者拖欠、克扣甚至赖账，她很难通过诉讼要回来；即便打官司，法院对违法交易中的报酬请求也不会支持。更值得警惕的是衍生纠纷：据媒体梳理裁判文书，曾有代孕母亲以抚养孩子为名向委托方索要千万元抚养费；也有委托方在孩子出生后反悔拒收，代孕母亲独自抚养。无论哪一种，受伤最深的都是代孕母亲本人和孩子。
最后说孩子。孩子是代孕交易中最无辜、也最没有发言权的一方。他的出生建立在一份无效协议之上，亲子关系、抚养权、姓氏、户口、医疗决定权样样悬而未决。委托方与代孕母亲一旦反目，孩子可能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组织者一旦跑路，孩子连基本的身份登记都办不下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建议逐步禁止一切形式代孕，理由之一就是代孕对儿童造成伤害——这个判断，值得每一个动过代孕念头的人认真掂量。
五、禁了25年还在重申：制度短板在哪里
一个禁令写了25年，为什么还要在发布会上反复重申？答案在制度短板里。第一，立法层级低。我国对代孕最明确的禁令，至今仍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2001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宪法、法律对代孕没有明文规定。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时，草案原本写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审议中被删除，最终通过的修正案没有涉及代孕。法律缺位，处罚的上限、执法的依据、刑事追责的衔接，都只能靠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去“凑”。
第二，处罚太轻。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最高不过警告加3万元以下罚款。对动辄收取几十万元中介费的地下产业来说，3万元连成本都算不上；窝点查封一处、换个地方就能重开，违法成本低到可以忽略，这正是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
第三，刑法没有专名。组织代孕要靠非法行医罪、诈骗罪、拐卖儿童罪等罪名“转化”适用，定罪要看具体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中间存在空隙：只做中介、不碰医疗操作、不买卖婴儿的组织者，刑事追责难度就大得多。
第四，需求真实存在，供给却只有地下渠道。求子心切的家庭走正规医疗渠道解决不了问题时，一部分人会转向地下市场。只靠堵不靠疏，需求不会消失，只会流向更隐蔽、更危险的地方。治本的方向在公开的政策讨论里已有共识：把禁代孕写进法律，提高处罚力度，明确组织者、中介、医疗机构和参与各方的责任，堵住跨境代孕链条，同时加强正规辅助生殖服务的供给和监管，让有需要的家庭不必铤而走险。卫健委这次表态的价值在于统一口径、释放执法收紧的信号，但要真正让地下代孕失去市场，最终还是要靠立法补上这25年的短板。
实务启示：三组清单
第一组清单，给有生育困难的家庭。首选正规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夫妻可通过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合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这是法律允许的正途。不要签代孕协议：协议自始无效，签了等于没签，还会成为自己参与违法行为的证据。不要轻信中介的“包成功”“包男孩”“包落户”承诺：成功率、性别、落户，没有任何一家中介能合法打包票，承诺得越满，骗局的可能性越大。发现代孕线索，及时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举报人的信息依法应当保密。
第二组清单，给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红线只有一条：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同样被禁止。把执业场所、资质、诊疗设备租借、转包给代孕团伙使用，同样要担责。发现可疑的辅助生殖需求或代孕线索，应当拒绝并依法报告，不要抱着“只介绍、不动手就不违法”的侥幸心理——介绍、居间、提供场所，同样可能构成共同违法甚至共同犯罪。
第三组清单，给监管与执法。地下代孕窝点隐蔽性强、流动性大，单靠卫健部门远远不够，需要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多部门联动。对屡查屡犯的组织者和窝点，要用足查封、没收、罚款、吊销资质、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让违法成本真正高过违法收益；对泄露执法信息的“内鬼”，要像长沙查处协管员那样严肃处理。
结语
“代孕协议不受法律保护”：代孕从来不是一道“你情我愿”的私人选择题，而是一条写满法律红线的公共底线——伤害女性的身体，悬置孩子的身份，腐蚀医疗的伦理，挑战法律的秩序。卫健委11月13日重申禁令，长沙、河北、杭州接连查处窝点，信号已经足够明确：组织代孕要被严惩，参与代孕要面临追责，代孕协议一纸空文。
对求子心切的家庭，最想说的一句是：求子的路可以走，但必须走在法律允许的路上。正规医疗渠道、合法辅助生殖技术、依法收养，都是法律留出的正途。把希望寄托在地下代孕的别墅手术台上，换来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场钱、身体和亲情三输的官司。